周恩来机智揭破“四人帮”制造的“蜗牛事件”

jason 256 2021-01-27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逝世,周恩来同志艰苦卓绝、高瞻远瞩20多年,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对外贸易对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政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天,重温周总理关于对外贸易的主要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继往开来,努力实现本世纪末对外贸易的宏伟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我们一贯坚持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反对闭关锁国

周恩来在其光辉的一生中多次创造性地阐述了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针政策。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CPPCC)第一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国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周恩来选集》,第370卷)所谓“内外交流”,就是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1952年4月,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对外贸易原则,如交换所需商品、以物易物、用农产品换工业设备、平衡进出口等。1953年2月,周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再次公开宣布:“我们不歧视愿意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同我们发展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相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我们愿意与所有愿意保持和平关系和发展和平经济的国家恢复和建立贸易关系。”可见,周总理对外贸一直很重视。

周总理非常重视及时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在中国对外关系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合作的思想。1955年4月,他在《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说:“我们亚洲和非洲国家需要在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合作,以帮助消除殖民主义长期掠夺和压迫造成的经济和文化落后.我们彼此之间的经贸合作,应以促进各国经济独立发展为目标,不应使任何一方单纯成为原材料的产地和消费品的销售市场。”他还说,我们要努力实现所有国家的经济独立,这并不排除与亚非以外的国家进行经济合作。周总理提到的经济合作,当然包括技术引进、利用外资、外援和国外贷款。这样,对外关系从贸易扩大到经济合作。

1956年,我们党提出要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人想出了闭门造车、事事不求人的主意。周总理在八大报告中尖锐地批评了这一错误观点,指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必将日益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孤立思想也是错误的。”(《周恩来选集》卷226)也就是说,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基本方针。

1960年,由于大跃进和苏联撕毁合同、撤回专家的错误,中国的对外贸易面临严重困难。中央决定以为首,周、李富春、李先念为三人小组,成立外贸总部,全权指挥外贸收购和出口调运,严格控制进口。此时,总理对对外贸易的领导更加广泛和深入,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集中精力建设出口商品生产基地、进口粮食、外汇平衡、进口技术和一个

第二,科学精辟地阐述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这一政策?1949年12月,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家建设主要是靠国内力量还是靠外援?我们的答案是集中国内力量,也就是自力更生。同时,他还指出,我们需要外援,我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欢迎朋友的帮助。这种真正的帮助会帮助我们自力更生。

1958年,周总理进一步指出:“任何国家都要有一点独立的能力去建设社会主义,何况我们这样的大国。一个太小的国家缺乏原材料,不可能依赖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否则一旦刮起大风,没有哪个国家能支持我们彻底解决问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基本完成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完全自给自足。就算是大国也不可能什么都有。”(《周恩来选集》,第232卷)这些论述深刻地阐明了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

1958年6月,当毛主席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时,周总理向外贸干部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1964年12月,他指出:“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和国际合作的关系。自力更生是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从本国具体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艰苦努力,充分利用本国资源,才能迅速发展本国经济。”国外所有好的经验和好的技术都必须为我吸收和利用。"

一九七三年,周总理在同外宾的谈话中说,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是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农业优先,农业轻重缓急,自力更生的方针才能站住脚。当然,我们也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争取对外援助和贸易,但这是辅助部分,主要靠我们自己。以上事实说明,周总理坚持自力更生、外援为辅的思想是一贯的。

中国30年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自力更生的思想是正确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

向外宾介绍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文选》第361页)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

  三、正确地制定对外贸易的各项政策

1.关于价格政策。我们同外国做买卖,包括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做买卖,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产品的价格?是根据国内市场价格来定,还是根据别的什么原则来定?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看起来是十分简单的,但在我们刚刚同外国做生意时是不清楚的。周总理说,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当然也可以有一个幅度”,为了照顾经济落后的友好国家,“购进可以高一些,出口可以低一些”。周总理把我国的对外价格政策明确了。

2.关于适销对路,质量第一的思想。质量问题,是周总理一贯重视的问题。他反复强调:要讲求质量,把质量问题放在首位;重质先于重量。要适销对路,出口产品应当考虑人家的需要。如东南亚要的布是细纱的,薄的,你用粗纱搞厚的,他不要。

3.关于重合同,守信用的要求。1958年底,“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形成高潮,各部门、各地区都在一个劲地追求高指标。外贸工作也受到“大跃进”浮夸风的影响,签了合同不能交货。从这时起,周总理反复告诫外贸干部一定“要重合同,守信用”。“凡是今年对外已签合同的,宁可自己不吃或少吃,不用或少用,也要履行对外已签的合同。”订了合同不守信用的恶果将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誉受到损失”。“所以要订一条原则:要么不签合同,签了合同必须守信用。”

4.关于扶植外贸商品的生产,建立出口基地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周总理在60年代提出来的。他指出:外贸要进行基本建设,要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厂要同生产内销商品的工厂分开,当然这类工厂也要有第二产品,不能单打一,但主要还是生产出口商品。周总理的这些意见是很有远见的。当前,我们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形成出口商品生产体系的意见,究其思想来源,是从周总理这里来的。

5.做好包装工作。人们常说我国出口是一等原料,二等成品,三等包装,四等价钱。因为包装不好,影响了出口商品的价格。1971年,周总理在外贸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做好包装工作。以后成立起来包装机构,改进包装工作,就是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进行的。

四、排除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保证对外贸易事业不间断地发展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终结,林彪、“四人帮”一伙一直处心积虑地想搞垮外贸部,以便由他们取而代之。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据我了解和经历的,主要有以下事例:

1.强调外贸部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以红线为主。“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四人帮”一伙诬蔑外贸部是“卖国部”,执行了一条又黑又长的修正主义路线。周总理在接见外贸部造反派时针锋相对地说:“三外(注:外交、外贸、外经)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以红线为主。”他讲的“红线为主”,就是说外贸工作是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为主。这样,才使外贸部党组没有被“砸烂”,而得以继续进行工作。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务院下属各部委党组还继续存在,继续管业务工作的(运动当然是归造反派“领导”),为数极少,外贸部党组是其中之一。

2.阻止以“破四旧”为名冲击广交会。1966年夏秋,正是“文化大革命”所谓“破四旧”兴起的时候。在这届秋交会展厅里展出了许多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如山水风景、花鸟虫草、古装人物、古仕女图等。当时云集广州的全国许多地区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展厅去“破四旧”。事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了国务院的布告,大意是要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正当他们要冲时,周总理还派廖承志等同志亲临广交会做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一场“破四旧”,差点使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相当大的广交会开不成了。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出口贸易要靠广交会成交。

3.正确掌握平等互利的对外贸易政策。“九·一三”事件后,我了解,一度要反“左”。我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出,在外贸工作上应当反对“以我为主、强加于人”的“左”的错误。谁知,我这个发言捅了“四人帮”的马蜂窝。因为“四人帮”就是靠散布“唯我独革”、“唯我独左”这套“以我为核心”的谬论起家的,我的这一提法触及了他们的要害,引起他们极大不满。张春桥是第一个反对批判“以我为主”观点的,要外贸部作检查。他们认为“以我为主”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问我反对“以我为主”是怎样提出来的?我说,毛主席讲过反对“以我为核心”。我认为“以我为主”同“以我为核心”是一致的,所以我提出反对“以我为主”。以后,外贸部虽然作了检查,但广大干部的思想是不通的。因为平等互利是我国对外贸易一贯遵循的重要原则。1973年1月,外贸部某局在起草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把“以我为主”的提法写了进去。请示报告送到周总理那里后,他把“以我为主”一笔勾掉了,并把这句话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表示同意。“四人帮”没敢再提出反对意见。从此,我国对外贸易不能搞“以我为主”的思想就明确起来了。

4.强调要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总理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国民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在国际上,由于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1972年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我国对外工作局面开始打开。在这样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1972年4月周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变了,我们大家要一条心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既不浮夸,又不气馁,一定要在‘四五’计划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发展对外贸易。

5.提出对引进技术设备要坚持“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原则。1972年初,毛主席、周总理作出了从国外进口一批成套设备的重要决策,使“四人帮”破坏引进技术的企图归于失败。于是,“四人帮”又在如何对待引进的技术设备问题上大作文章,提出了要“一批、二用、三改、四创”的口号,强调首先要进行批判。如按“四人帮”这个方针办,我们引进技术的目的肯定是实现不了的。为此,周总理及时地提出:对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吸收后,再创新、改革。这个提法是尊重科学、完全符合客观规律的。对引进技术设备,不先把人家的先进技术、工艺流程、管理制度都学到手,怎么谈得上改革、创新呢?

6.沉着机智地揭破“四人帮”制造的“蜗牛事件”。1973年底,经党中央批准,中央某部派出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准备从外国引进一套新产品生产线。临别时,外国公司赠送给我代表团成员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礼品。“四人帮”知道后,攻击说这是侮辱中国跟在他们后面爬行,代表团接受这种礼品是“丧权辱国”,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利用这一事件,同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相配合,再次破坏我国技术引进工作,妄图打倒周总理。周总理请外贸部门查清事实真相。经调查,蜗牛在外国是一种吉祥物,常作为礼品送人,并不存在暗指中国爬行的恶意。这样,才把“蜗牛事件”的风波平息下去,“四人帮”的阴谋再次遭到失败。

周总理给我们留下的有关对外贸易的精神财富非常丰富,有待我们外贸工作者和理论界的同志共同努力进一步发掘并加以系统地整理,供给后人学习,了解我国对外贸易所走过的道路,加深对发展国际贸易的认识,提高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的自觉性。这是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敬爱的周总理对我国外贸理论工作和实践活动的巨大贡献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不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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